大綠色の海灘

永遠的三毛／重讀三毛 真實與夢幻的交界2011/01/11 【聯合報╱楊照】

 
回到台灣之後的三毛，要面對的是自己身體裡那「不三毛」的自我…… 圖／皇冠出版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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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毛生前寫的最後一篇作品，應該是〈跳一支舞也是很好的〉，文章這樣開頭：「對於這全新的西元1991年，我的心裡充滿著迎接的喜悅。」寫的時候，1991年還差幾天，文章刊登出來，1991年1月4日，三毛就離開了這個世界。

為什麼前幾天還寫如此充滿希望的字句，幾天後卻親手結束了自己的生命？或者應該換個方向問：為什麼一個憂鬱愁苦到會自殺的人，還能寫出這樣的文字呢？後面的問法進一步帶我們問一個更艱難的問題：三毛是只有在這時矛盾地抱持悲鬱心情寫快樂文章，還是其他別的時候也如此？我們真的能從三毛寫的文字中，讀出、理解背後那個作者是喜是悲嗎？如果她沒有自殺，當讀到「對於這全新的西元1991年，我心裡充滿著迎接的喜悅」時，我們豈不就理所當然認定了三毛是喜悅的，甚至分享了她的喜悅？

那麼在此之前呢？她寫下那些帶給讀者種種幸福感動的文章時，她自己真的懷抱幸福感動嗎？

 
三毛的流浪挑激起大家對於外面奇異世界的渴望。圖／皇冠出版社提供
 
或許正因為在現實中，那個寫作的人太難喜悅，所以她才用文字去創造另一個生命、另一個意識，教那個生命代替她快樂起來，如此，悲鬱中寫作的人，才能透過那文字分身來抗拒悲鬱，才能活得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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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范大龍先生帶了一群新朋友來訪。李泰祥、許博允、徐進良、陳學同，以及一位沉默的女孩。因為初次見面，所有的話題彷彿都插不了嘴。倒茶送水之餘，只聽到許多台北藝術界的近況與苦悶……吵吵說說兩小時，那位不大說話的女孩子叫起來了：「你們這些男生無聊透了！」說著說著，氣沖沖奪門而去。這一去去得很遠──非洲。四年後重逢時，她有了一個新名字──三毛。

這是林懷民寫的。那個脾氣古怪衝動的女孩，一去去了很遠，因為得要去得夠遠，她才能擺脫原本的身分，給自己一個新的名字，也給自己一種新的個性。從一個不時陷入情緒低潮，常常有厭世自殺想法，寫著晦暗小說的女孩，變身為在沙漠中毫無畏懼，機警勇敢面對各項考驗，創造各種生活驚喜樂趣的女人。

因而有了「流浪」的特殊意義，以及「流浪」的特殊迷人之處。三毛不是去異地異國旅行，走走看看蒐集了經驗就回來，她的「流浪」是沒有要回來的，而且她去的，是沒有人認識她的遙遠之處，在那裡，一個新的環境、一個新的丈夫、一個新的家、一堆新的朋友，從頭建造一個新的生命。

她覺得那些男生「無聊透了！」，因為和這些台北的男生，她永遠不可能從頭幫自己打造那樣一個「三毛」出來的。如果留在台北，「三毛」頂多只能是「陳平」創造出來的小說作者與作品，作者與作品中間還是有著存在的鴻溝跨不過去，三毛替不了陳平，三毛的快樂也就無法重疊上陳平的憂鬱，壓倒陳平的憂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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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得夠遠，三毛那樣堅強而樂觀的生命，就成了散文。她的流浪記感動了許多讀者，因為裡面有不可思議的單純，以及因為距離夠遠，似乎也就不需多做解釋說明的傳奇。

三毛寫的撒哈拉和迦納利群島，是不折不扣的傳奇故事，然而傳奇中的傳奇，是看來如此古怪的事，卻贏得了大批讀者近乎全然的信任。

創造傳奇中的傳奇，一部分靠當時台灣封閉苦悶的社會氣氛。很多人都覺得被困鎖在一個暫時居停的小島上，焦躁不安。三毛一下子去了意識上最遙遠的非洲，而且是大家不認為有人居住的撒哈拉沙漠，這是多麼了不起的突破。三毛代替大家去那不可想像的遠方，更進一步，三毛的流浪挑激起大家對於外面奇異世界的渴望。

另一部分靠偶然因素。如果不是她離開台北前，已經參加過許多「台北無聊男生」的聚會，讓許多文化界人士對她留下印象，那樣署名「三毛」，來自遠方的近乎荒誕的生活紀錄不見得能登上當時大眾閱讀率最高的《聯合副刊》；三毛的文章接著又被《讀者文摘》轉載，哇，連美國人辦的、在香港編的雜誌，都認可三毛了，還有什麼可以懷疑的呢？

不過最大一部分，還是靠三毛自己的文字。她選擇那麼戲劇性的細節，寫得那麼活靈活現，講述這些生活戲劇的那個「我」又如此靈佻聰慧，充滿趣味的行文中，沒留什麼讓人思考懷疑的空間。三毛善用遙遠異地的條件，讓這些傳奇看來如此可信，而且如此可愛。

三毛替讀者打造了一種「真實的夢幻幸福」，我們誰也沒嘗過的天真愛情、豐富生活、驚險考驗、深刻悲歡，因為三毛經歷過了，所以是真實的、是可能的，突然之間，透過三毛，台灣社會對於「幸福」的想像與理解，大幅擴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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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毛成了台灣幸福想像的象徵。三毛的存在不止克服了陳平的痛苦悲鬱，甚至進而克服了整個台灣的痛苦壓抑。遠方的三毛讓許多人意識到：啊，原來人可以這樣活！說來弔詭，但事實上就連荷西之死，都以一種幸福靈光的形式，刻寫入讀者的心中。畢竟，不是每個人身邊都會有一個從事潛水夫危險工作的親人，不是每個人都有一個那麼單純善良的配偶，不是每個人都會在乍逢這種不意的生離死別，被徹底、絕然的思念感情淹沒，甚至不是每個人都能在如此恍惚哀傷中，得到一個爸爸擁抱低語：「不怕、不怕，還有我們在啊！」的安慰。

那是一種真實的昇華效果。荷西之死淨化了多少台灣讀者的心。是的，那是一種我們能夠認知的理想愛情悲劇，在遠方的三毛身上成了具體現實，消彌了過去我們深信的理想與現實之間跨越不了的距離。

只要繼續有三毛，理想上的愛情與生活，就有希望在陌生、我們不了解的環境裡成為現實。

三毛應該感受到加諸在她身上的這種期待吧！所以荷西死後要回到台灣，她如此猶豫，如此鄭重其事。留在遠方，她可以選擇什麼時候活得像文章裡的三毛，什麼時候活在文章裡不寫、不會寫的私密情緒中。回到台灣，人家只認文章裡的三毛，只要文章裡那個樂觀、勇敢、機智、好客、多情的三毛。

回到台灣之後，三毛在不同場合不斷強調，她寫的是散文，她只會寫真實的事，她的文章裡沒有虛構。對這件事如此念茲在茲，而且用那麼絕對的語言說出，應該是反應了她自己心中最深刻的恐慌吧！她害怕承認：在自己的身體裡，在自己的生活中，其實是有「不三毛」的部分的。反覆訴說「三毛是真的」，不見得是為了說服什麼人，毋寧最想說服自己，讓自己真正和那被刻寫出來的三毛合而為一，排除、取消不是三毛、不像三毛的部分。

可惜樂觀、勇敢、機智、好客、多情的三毛，到底還是無法徹底改造其創造者。當她化身三毛寫文章時，始終樂觀、勇敢、機智、好客、多情，一直到最後，到1990年年底寫〈跳一支舞也是很好的〉，但放下筆後，那悲觀憂鬱的另一個自我，卻沒有能真正被排除、取消，一直到最後，到1991年1月4日，那另一個自我反而取消、帶走了樂觀、勇敢、機智、好客、多情的三毛。

【2011/01/11 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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